数字政府是技术革命时代政府治理改革发展的结果。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要求。通过数字政府建设，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增能，进而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注入变革力量。
数字政府建设的多维内涵
第一，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变革”。从系统论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最初处于被动状态，是外部压力推动或倒逼政府改革的结果。从电子政府到“互联网+政务服务”，都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倒逼政府革命，进行系统化流程再造和提高行政效能。同时，经济形态的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创造力的要求，也倒逼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地为企业和市场服务。随着数字政府建设升级，政府要不断增强变革的主动性。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全球格局重塑，使得各国政府面临高度不确定、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冲突矛盾呈现复杂多变的格局。一个持续创新、具有敏捷感知能力，拥有全局治理能力的数字政府体系，将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二，从“物理变化”到“化学反应”。政府机构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理层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化学反应”，以实现深层融合。数字政府建设初期，更多的是“物理变化”，注重网络技术的运用，把不同政府部门的服务业务办理从线下搬到线上，基本上属于物理位移，部门数据与运行程序等没有发生进一步融合，部门之间也很少有协同性的变化。而“化学反应”是指政府体系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出现系统性的优化升级，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流程重塑与打通，不断促进信息数据共享以及政府部门之间更多协同。因此，数字政府建设不再是简单的线上业务升级，而是一场治理思想与治理模式的变革，是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
第三，从“单向视角”到“交互视角”。数字政府建设在初期注重政府自身流程再造，运用电子与信息技术提高行政效率。这是一种由政府职能驱动的、具有单向治理特征的“政府视角”。随着数字政府建设向高级发展，政府与公民的交互视角受到重视。基于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思维，公民运用互联网办理事务的获得感、体验的便捷性得到极大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更加关注政府与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关系改善，推动双向乃至网络化的多向治理以及社会的参与和监督评价，驱动实现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
赋能政府治理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在推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数字技术是政府行政改革的助推器，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给政府赋能、增能，提升其政策能力、提供公共服务和更好履行政府职责的能力，提升政府部门生产力。
第一，大数据与数字政府建设助力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从政府公共政策和宏观层面的决策来看，运用网络技术、大数据更加接近全面地获取决策所需信息，有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高决策质量。比如，对于宏观的区域发展政策、能源发展政策，利用大数据技术可提高研判能力；在疫情防控中，依托大数据及分析技术，不仅能实现区域间协作，还能实现分级、分区的差别化政策。
第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助力服务型政府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要更加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数字政府以用户服务为基点，这是两者的一致性。数字政府给政府的公共服务治理赋能，更好地从公民需求角度出发，更有利于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与对接，提供高质量、便捷、多样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
第三，助力政府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数字政府建设驱动着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履行职能方式创新，推动从简政放权、全流程优化与重塑、全过程监管、全方位服务的“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除了提供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与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职责履行，都在不断从大数据及其技术中获得更多能量，得以赋能增效。
变革政府治理体系
关于数字政府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提高效能和更好的公共服务方面，较少论及政府治理体系本身的现代化。支撑政府治理的变革，需要大数据技术基础，需要技术与制度的双轮驱动。大数据时代的数字政府建设应引导政府全方位现代化转型。
数字政府的升级发展，应该从为政府治理赋能的工具与手段的定位，转向从深层次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发挥，因受到治理结构、激励制度等方面约束，与技术的快速发展之间还存在着矛盾与差距。为此，数字政府要从运用技术为政府治理赋能增能，发展到推动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体系变革的层次。制度影响着技术的作用，也影响着数字和大数据技术作用发挥的方向与程度。
数字政府的发展，必须驱动政府治理体制及制度性配套改革。
数字政府建设升级要促进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是，“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这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政府发展最为关键的挑战并不是大数据技术本身，而是改革政府与其内部和外部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关系，构建起符合现代发展目标的政府治理体系。数字政府驱动的政府组织体系优化，不仅要根据政府职能来设计完善，而且要注重与技术流程的重塑相融合。
政府层级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赋予省级以下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大数据技术发展使时空高度压缩，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的技术支撑平台，在驱动政府横向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与协同共治的同时，要以技术的强大力量推动政府内部纵向体系的协同，减少政府层级。政府层级体系改革与行政区划改革密切关联，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向深化政府纵向层级体系改革延伸，着力于根本的政府条块关系变革，这也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总之，数字政府在更高阶段的发展要着重从赋能政府治理能力，转向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这是数字政府升级在一定发展阶段实现目的与手段、工具与目标有机统一融合的预期状态。
就数字政府本身而言，其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或者在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要从给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赋能与增效，发展到“变革政府治理体系”的定位上，实现“有为政府”。这不仅需要数字政府治理理念提供思想支撑，而且需要“以人民及其需求”为中心的制度创新为根本性保障，实现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
作者介绍
孙彩红
公共行政、政府治理与改革、公民参与、绩效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
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5年7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以来，参与10余项国家部委、中央交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主持中国社科院青年项目研究。正式提交要报20多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译文16篇，研究报告近20篇，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多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共4项，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著： 1.《公民参与城市政府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中国责任政府建构与国际比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理解公共政策》（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主要学术论文： 1.《印度行政改革的主要举措及启示》，《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对中国中央集权现实重要性的再认识》（第一作者），《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及完善》，《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2期。 4.《印度信息权利法的实施及其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9期。 5.《权力清单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6.《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专业性调解》，《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7.《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服务》，《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3期。 8.《习近平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思想的特征及实践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3期。 9.《澳大利亚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新视野》，2016年第6期。 11.《从目标考核到治理绩效评估》，《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2.《公民参与地方人大工作与提升治理能力》，《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3.《网格化社会管理转向合作式社会治理的现实与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4.《全国地市级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实证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5.《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差异实证分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6.《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7.《全国地市级政府的行政成本评估实证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8.《论我国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职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9.《农村公共服务的三元治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20.《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理顺四种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1日。 21.《国外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与经验借鉴》，《知识产权》，2016年第4期。 22.《美国追求责任政府的实践举措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6期。 23.《希腊1981-2009年行政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4.《印度行政区划与层级现状、分析及启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 25.《构建主题丰富、体系完善的中国行政管理学》（合著），《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26.《2011年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综述》（合著），《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7.《特定职责政府部门中的公民参与和绩效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8.《从唯物史观谈产权改革与政权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29.《政府与公民的和谐：政府管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0.《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功能、基础与发展条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31.《国外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案例与借鉴价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32.《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的目标定位》，《行政论坛》，2010年第1期。 33.《实施权力清单制度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8月。 34.《Web2.0之于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两重性及应对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2年第6期。 35.《试论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6.《试论政府责任模式的创新与整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7年第3期。 重要报纸文章： 1.《简政放权不能止于列出权力清单》，《光明日报》，2016年5月11日。 2.《解决“放”“管”衔接问题》，《人民日报》，2017年2月8日。 3.《用责任追究严防“短命决策》，《人民日报》，2015年4月22日。 4.《有效的政府治理关键在方式创新》，《光明日报》，2013年12月5日。 5.《公众参与理政应建立反馈制度》，《光明日报》，2015年7月1日。 6.《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9日。 7.《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建立联动机制》，《学习时报》，2016年8月30日。 8.《探索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9日。 主要研究报告： 1.《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践分析》，载房宁主编、周庆智执行主编《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2.《公民参与地方人大立法实践的分析与思考》，载房宁主编、周庆智执行主编《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3.《基层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发展及其思考》，载赵秀玲主编《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6》，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农村三资监管的创新探索》，载赵秀玲主编《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6》，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不断创新与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载房宁主编《中国梦与浙江实践（政治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6.《构建多种平台，走制度化之路》，载崔建民主编《青年学者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国情调研报告（2012-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基层政府治理与改革的进展及其思考》，载赵秀玲主编：《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5》，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8.《三社联动基层治理与服务方式的有效实践》，载赵秀玲主编：《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5》，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论实现有效政府治理的四项改革要素》，载魏礼群主编《创新政府治理 深化行政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10.《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与完善路径》，载赵秀玲主编《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1.《地方政府职能建设和有效执政的青县经验》，载陈红太主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创新案例调研》，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2.《政府职能转变：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为导向》，载房宁主编《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政府管理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3.《组织的变革力》，载倪建民主编《组织力》，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公民在地方行政立法中的参与》，载房宁主编《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5.《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的探讨》，载陈红太主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创新案例调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